编者按：当今世界，开放并未突然终结，但其内涵正经历深刻重塑——关税手段再度被启用，技术出口、资本流动与产业投资的边界日益收紧，“安全优先”逐步取代“效率优先”，成为各国政策制定的突出逻辑。全球化联系并未如预期那样自然催生稳定，反而在某些情况下，凸显并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结构的脆弱性。
这种对开放的不安并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。发达经济体内部，围绕全球化的分歧也在不断加深。跨国资本与高端产业持续从全球体系中获利，但制造业外迁、就业岗位流失与产业空心化的压力，却集中落在了特定地区与社会群体身上。当开放带来的红利无法通过制度有效调节与再分配时，它便不再被普遍视为“共同机遇”，而越来越被当做是一种系统性风险。
在IPP第23期“明远讲坛”上，德国卡塞尔大学全球化与政治学荣誉教授克里斯托弗·谢乐（Christoph Scherrer）作了题为“和平经济相互依存的错误认知”的专题讲座。其将讨论的重心，放在一个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刻意回避的问题上——权力。在他看来，围绕中等收入陷阱、新兴国家崛起受阻以及当下地缘政治冲突的诸多讨论，往往停留在意识形态或政策层面，却忽视了与国家权力、战争之间的深层关联。
本文由IPP评论根据克里斯托弗·谢乐讲授的演讲整理而成，观察者网转载，供各位读者参考。
克里斯托弗·谢乐
【演讲/克里斯托弗·谢乐】
一、被忽视的重要维度：权力
今天我想“批判”一下主流经济学，尤其是对其长期刻意回避“权力”这一维度的反思。我将首先从一位思想家谈起：大卫·李嘉图（David Ricardo）。
李嘉图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：假设若干国家在起点时的发展水平是相同的，但它们选择了不同的专业化路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国家的发展轨迹会出现分化——有的国家会变得更加强大，而另一些国家则会相对落后。
大卫·李嘉图及其著作《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》（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）。这部书于1817年首次出版，书中明确提出了比较优势原理，证明国家都能通过自由贸易获利。
从经济学角度来看，这种分化并非偶然，而是与两个关键因素密切相关：第一，是学习曲线与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；第二，是不同产业所带来的外部效应（externalities）。更具体地说，一个国家在某一产业中的学习速度、规模扩张能力，以及该产业是否能够产生广泛的技术溢出和知识扩散，都会深刻影响其长期发展潜力。
一个常用的例子是：葡萄牙专注于葡萄酒生产。但这一产业本身的外部效应较弱——也就是说，即便葡萄牙在这一领域做得再好，其技术和知识也很难快速扩散到其他产业部门。而与之相对，英国专注于纺织业。纺织业在当时具有更强的外部效应：它推动了机械化生产的发展，促进了对精密机械的需求，最终为高精度武器和枪械的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。
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“葡萄酒”或“纺织品”本身，而在于一个国家所选择的专业化领域，是否能够不断催生新的知识，并迅速扩散到其他相关领域。这种扩散能力，往往会更早地形成创新集群，从而在长期拉开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。
如果仅从这里停下来，这一分析似乎仍然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解释。然而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。
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：这种专业化选择不仅具有经济后果，也具有深刻的军事和权力后果。如果我们回顾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就会发现：战争本身往往是技术创新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。而那些在特定关键产业上实现深度专业化的国家，往往能够在技术上率先取得优势，并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军事能力和国家权力。例如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开启数字化技术的专业发展，这使得战后，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得以成为其全球权力的重要基石。
二、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
如果说前面的讨论仍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思想实验，那么接下来就有必要转向历史本身，看看资本主义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展开的。
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早已知道，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个温和、渐进的过程，而是伴随着血腥和暴力。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，也并非自然形成，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强行施加到全球各地区之上的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，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内在冲动：它必须不断扩展市场，否则就无法维系自身的增长逻辑。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单位成本的下降，而单位成本的下降又直接转化为更强的市场竞争力。因此，跨国扩张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。
比如，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早期发展，就围绕着若干关键的交通与物流枢纽展开。德国也曾长期处于碎片化的政治状态，直到它首先消除了内部的贸易壁垒，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，才最终完成国家统一。资本主义对规模的追求，本身就蕴含着向外扩张的动力。
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只是意味着扩张和增长，它同样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不同、甚至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：一部分国家希望通过追赶实现地位上升，而另一部分国家则致力于维持既有优势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一些追赶型国家往往会诉诸关税壁垒、资本管制等手段，以保护自身的产业与技术能力；而领先国家，则通过垄断来维持自身地位。
从比较的角度来看，在我的祖国德国，垄断现象并不像在美国那样突出；而美国则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网络型垄断结构。由此带来的利润差异极为显著：美国的平台型企业可以实现高达50%的利润率，而德国那些经营良好的制造业企业，往往只满足于5%左右的销售利润率。
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后，传统意义上的关税工具确实有所削弱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贸易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的制度推进。但与此同时，用于保护技术领先国家的新型工具却在不断强化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，便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。知识产权保护被正式纳入WTO框架之中，表面上看是为了鼓励创新，但实际上，它对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能力设置了明确的制度性限制。
此外，当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走出来，进入工业化进程时，往往会首先进入那些其他国家也很容易进入的产业领域。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服装产业以及类似的轻工业部门。这些行业的共同特征是：对技能要求相对较低、市场准入门槛不高。但正因为进入门槛低，竞争也异常激烈，结果便是利润空间极低。
“亚洲四小龙”在20世纪60至70年代，通过承接从美国和日本转移出来的纺织、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实现了早期的经济起飞。纺织业作为这一时期共同的支柱产业，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转型。图为1970年代的香港南丰纱厂。
因此，对追赶型国家而言，一种常见的发展策略，就是通过经常账户顺差来积累资本和外汇。然而，这种策略本身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约束：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长期维持顺差——只要没有外星人来购买地球的产品，那么在全球范围内，顺差必然意味着他国的逆差——这在结构上是不可能对所有国家同时成立的。
正因如此，领先国家便发展出了一系列用于维持地位的机制，就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。这种机制并不只存在于工业与技术领域。在农业领域，欧洲国家以及美国，也长期对自身市场实行高度保护。在欧洲，这种农业保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，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后果。战争的经验清楚地表明：一旦民众陷入饥饿，社会就会变得极不稳定。因此，欧洲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：必须确保粮食自给，从而维护国家与区域的基本安全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欧洲发展出了以保障主权与安全为目标的欧洲共同农业政策。